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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性自然災害中的電視媒體作為

文章來源:五年飛飏之創新之源(下) 發布于:2012-09-13 閱讀:5838次

  
  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是深入而持久的,并且這種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某種不可逆性。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不再將自己看成是在自然面前一無是處的可憐兒。馬克斯·韋伯認為,傳統基督教思想在人類對工具的運用和資本主義的產生中起到了極大作用。人們按照上帝指定給人們的方式生活、工作,完成對自然界的再認知與改造。人類再這一過程中實現了上帝賦予其的價值,最終成為上帝的選民。
  卡爾·馬克思更是認為人對自然界的改造是可能的,這種活動被成為實踐。馬克思認為,實踐是人對客觀世界形成正確認知的不可缺少的一步。其是連接理論和客觀實際的中間環節。馬克思極富預見性的指出,實踐雖然是人類在生產、生活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行為過程,但其本身必須遵守客觀規律。否則這種對人的認知和改造能力的過分強調,會造成對人主觀能動性的夸大,并最終導致在客觀規律面前,人的實踐活動徹底失敗。
  當前,人類所面對的全球性自然問題,正被馬克思闡述的這一經典理論所證明。在短短的兩百年間,人類運用自己的強大能力,作用于自然界的能量,正在以某種額外的方式反作用于人類。自然地理學家已經闡釋了人類工業活動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導致了全球性氣候變暖。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這種全球性氣溫上升會對氣候產生怎樣的影響。但一個事實已經被科學家們反復強調,溫室效應對地球的一個直接影響是,使突發性、極端性自然災害的發生機率大大增加。毫無疑問,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這個星球的生態環境已經于前大不相同。全世界的人,無論他屬于哪個國家,年齡多大,處于哪種職業,都不得不面對巨大自然災害在某一天突然降臨的危險。
  面對全球性的頻發性的自然災害,政治家們要考慮的或許是如何建立起快速的全區域性的救災反應體系。科學家們則或許在尋找問題的根源,并在研究如何使災害發生的可能性進一步減小上下功夫。對于媒體人而言,其當然無法逃避進行呼吁,減少人類活動對于自然的影響的職責。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媒體人還必須承擔起危機社會中消息發布者的角色。既然災害在某種程度上無法避免,那么如何將災害報道出去,如何避免人們在自然災害面前陷入大規模恐慌,如何將媒體本身作為社會控制的重要一環,穩定社會情緒?這些問題既值得思考,并且因為關系到在突發性自然災害中全社會系統的穩定,而不得不被高度重視。
  電視媒體人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為特殊。媒介本就是再造現實的工具,人們依據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構成對周圍世界的再認知。電視媒體人和其他媒體人相比具有更強的再造現實的能力。電視媒體人利用攝像機等對現場進行記錄,并且將具有畫面感和同期聲的素材在電視上進行播放,這種對于受眾的雙重刺激遠在平面媒體之上。雖然紙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新聞照片來彌補視覺差異。但電視媒體本身畫面的強刺激性和感染力,并非其它媒體所能及。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電視真正的成為了人的眼睛和耳朵的延伸。突發性自然災害發生時,人們根本不需要親臨現場,就能夠將災難盡收眼底。在電視媒體的強大功能面前,2008年初的南方雨雪災害使遠在東北的人也如親歷般,并且提出了各種有益于消除積雪的建議。汶川大地震中,災區傷亡慘重的場景和傳回的一聲聲孩子的啼哭聲更是將全國人民的心融在一起。地震發生不到四十八小時,人們已經紛紛走上大街,為災區人們呼號,北京的血庫迅速滿溢。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并非是一個簡單的直覺式真理。從現代社會媒體性質來看,其本就屬于社會公器。在現代民主社會里,媒體的一個基本職能就是提供受眾以共同話題,進而使人們對于社會的認識和判斷產生交集而不至于斷裂。電視媒體在突發性自然災害中必須承擔起這樣的職責:將災區的畫面記錄,以幫助人們實現對于客觀世界的真實還原,避免其所認知的虛擬媒介環境和客觀真實環境發生沖突。將災區的畫面進行發布,以建立起人們對于災區的共同認知。這種共同經驗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的意見討論空間是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基礎,是解決突發自然災害中所產生的社會公共問題的基本渠道之一。
  然而,任何宏大理論如果只沉溺于其本身,就會陷入到對各種概念的糾纏而無法自拔。這樣的理論往往有花哨的外表,而對于其核心表達而言,要么令人無法掌握,要么根本就脫離了對于現實生活的關注。對于電視媒體人來說,這更千真萬確。任何脫離了具體操作的理念探討或許都顯得太過遙遠而不切實際,我們想要關注的不僅僅是媒體人為什么要如此做,也包括到底應該如何做?
  電視媒體人在突發性自然災害報道中至少應該面對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報道中應彰顯人文關懷
  毋庸置疑,雖然人類在改造自然方面擁有巨大能力,并且已經取得了另人類本身都瞠目結舌的成就,但在強大的自然力面前,人類還是顯得如此渺小。自然力可以將幾千年的文明史和幾百年的工業進步以及隨之帶來的社會進步成果毀于一旦。無論是在卡特琳娜颶風中,還是在肆虐于南亞地區的洪水中,大自然并不因國家性質和國家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對誰有所眷戀。
  災難可能將世界變得更加恐怖,真實往往和血腥以及人性的丑陋相連。然而,人之所以成為人,并且能夠將其本身作為世界上主宰物種得以延續,就是因為人性中亦有高貴的因素存在。那些在災難中閃現的人的光芒與災難本身的冷血、殘酷形成鮮明對比,最易打動旁觀者內心中最為脆弱的部分,并且令其印象深刻。
  人文關懷不僅僅是對災難中遇難者、受難者的關懷,也是對電視前幸存者和所有人類的關懷。依照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人類內心恐懼的來源之一是對于未知的恐懼。在巨大的自然災害面前,這種因不確定而造成的心理恐懼與緊張被成倍放大。媒體除了迅速播報信息,邀請專家對自然現象進行解讀以平復因未知產生的恐懼之外,還要注意電視畫面中,細節對于受眾的安撫作用。這時候一個救援人員的微笑,一個握緊的象征不放棄的被救助的拳頭都極可能成為打動人們的一個元素,從而重新點起人們對生命的信心和對生活的希望。
  二、整合其他媒體的優勢資源
  客觀上而言,突發性自然災害的不確定性和強破壞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電視媒體的發揮。電視媒體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持,而這種對設備的強依賴限制了其進入災區的速度,并影響了其對電視畫面的發送。尤其是在巨大的自然災害,如洪水、地震面前。文字和電臺記者往往可以單槍匹馬進入新聞現場并發回報道,但電視記者可能會受限于客觀環境無法將畫面迅速傳回。在災難發生的最初時刻,這種客觀環境的抑制作用表現十分明顯。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電視媒體要放棄災難最初期的報道。相反的是,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一旦知道災難發生,其第一反應就是打開電視,看看能夠獲得哪方面的信息。電視如何在缺少現場畫面的情況下將災難報道做好?考察汶川大地震中,中央電視臺的表現,我們可以得到一定啟示。五月十二日當天,中央電視臺在15點即發出了關于四川汶川發生地震的口播新聞。15點05分,電話連線重慶臺記者茍海東,報道重慶受災情況。隨后,央視邀請專家進入演播室,對地震的基本常識和龍門山地震帶的基本情況進行講解,并隨時采用電話連線的方式與前方記者保持聯系。電話連線和專家對背景知識的講解,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電視畫面缺乏所造成的信息不足。在隨后的地震報道中,央視在電視專業錄制設備無法率先進入災區,取得畫面的情況下,采用了大量手機拍攝的視頻短片,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對于災難現場畫面的需求。正是這種利用多種媒介特點的整合傳播,為受眾提供了及時而較為豐富的信息,在突發性自然災害報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現代社會已經進入到了一個信息的多重提供者社會,信息提供者因其性質不同在信息提供上各具特色。電視媒體應該充分利用這種不同媒體間的信息特色,從而在第一時間進行迅速而全面的信息傳達,以滿足受眾在突發性自然災害中對于信息的需求。
  三、新聞保護
  任何媒介都必須面對這樣的道德問題——在公眾知情權和采訪對象的隱私權之間進行取舍。這關系到個人權利和公眾權利。公眾往往急于知道災難中的故事而忽略了對個人隱私的應有尊重。現代新聞理論認為,除非采訪對象為公眾人物——這意味著其將隱私權與其既得利益和權力進行了交換——否則被訪問者的每一個隱私都應該加以尊重,并且其有權力對要求進行訪問的媒體予以拒絕。
  這樣的權力不僅僅應被災難中的普通人所擁有,也適用于災難中涌現的典型人物。這些人往往因為在災難中的突出表現而被賦予了特殊意義。比如汶川大地震中涌現的英雄警察蔣敏,斷臂天使于彬等。他們身上閃爍著偉大的人性光輝而被公眾加以關注。但長期的大量和重復性采訪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精神侵害。比如有記者不厭其煩地去提醒蔣敏一家人遇難的事實,可以想見采訪對象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壓力。其實,對于這種新聞報道而言,記者可以避免從當事人口中直接了解殘酷事實,而將關注重點致力于當事人在災難中的閃光點本身。對于當事人遭遇的不幸,完全可以從當事人的朋友、親友等處了解。這樣既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也將大大降低了對采訪對象的直接心理侵害。
  四、對新聞理性邊界的控制
  新聞理性指的記者應在新聞報道過程中秉承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和新聞職業規范,體現新聞記者職業本身的理性所在,避免慘雜過多個人感情。尤其避免流露出對于災難本身的恐懼和面對災難時人的原始沖動。這是對新聞記者,尤其是電視媒體記者的更高要求。一個人在面對突發性自然災難,尤其是面對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重大毀滅時往往難于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但電視記者直接面對鏡頭,其所表現出的不安和焦慮感可以通過表情和身體的細小動作表現出來,從而傳遞給受眾。在突發性事件中,對于處于某一群體中的人們而言,其心理極為敏感,任何微小的因素都有可能導致群體的突然爆發。記者的這種緊張情緒一旦傳遞給受眾,尤其是還處于災區中的受眾,后果將不堪設想。相反,如果危機中的傳播者如果能夠借助信息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手勢、聲音等對受眾進行有效安撫,則能起到極大的心理撫慰作用。無論是上世紀30年代美國金融危機中進行爐邊談話的羅斯福,還是二次世紀大戰中的記者愛德華·默羅都深諳其中的道理,他們沉穩的聲音從電波中傳來,取得了極好的傳播效果。前者恢復了美國人對于銀行和政府的信心,后者則使倫敦人在納粹德國的瘋狂轟炸中建立起頑強的生存信心。
  另外,電視媒體對新聞理性的控制還體現在對電視新聞素材的選取上。不可否認的是,大眾對于災難中畫面的偏好存在一定的非理性。一些受眾偏愛于刺激性較強,充滿悲情色彩的電視畫面。正如傳播學者拉扎斯菲爾德和羅伯特默頓曾經批判的那樣,“大眾媒介是一種可以為善服務,又可以為惡服務的工具。但總的來說,如果不對其加以控制,其為惡的可能性更大。”電視媒體人應該對這類受眾需求有所警覺,并加以限制。
(發表于《中國廣電協會學術研究系列叢書》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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